交学费时，母亲总要叹气，说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，早晚是别人家的人”。
但她还是想读书。
初中时，她的成绩不错，老师说她有希望考县重点高中。
但初三那年，父亲在工地摔伤了腰，需要钱治病。
家里拿不出钱，母亲红着眼睛对她说：“艳红，妈知道对不住你，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了。
你哥还没成家，你爸看病要钱……你，就别读了吧。”
她没哭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第二天，她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，把课本收拾好，背回家，塞在床底下。
然后，她跟着邻居家的姐姐，去县城的餐馆打工，一个月八百块。
那一年，她十五岁。
记忆里，那个冬天特别冷。
餐馆没有暖气，她穿着单薄的工作服，在冰冷的后厨洗菜、切菜、刷盘子。
手冻得通红，长了冻疮，又痒又痛。
晚上回到租的小隔间，盖着薄薄的被子，冷得发抖，睡不着，就想起学校温暖的教室，想起老师讲课时温和的声音，想起同学们讨论习题时的专注神情。
但她不能想。
想也没用。
后来，父亲腰伤好了一些，但干不了重活了，只能在家附近打点零工。
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高血压，心脏病，常年吃药。
哥哥依然不争气，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，钱没挣到，脾气倒越来越大，动不动就和父母吵架。
家里的经济压力，自然而然地，转移到了她身上。
在餐馆做了两年，她去服装厂，工资高一点，一个月一千二。
但更累，工作时间更长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
她省吃俭用，每个月留一点点生活费，剩下的全部寄回家。
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艳红，你爸的药快吃完了”“你哥相对象，人家要彩礼”“家里房子漏雨，要修一下”……
她成了全家的指望。
虽然她一个月只挣一千多，虽然她自己也活得艰难，但在家人眼里，她在大城市打工，能挣钱，就应该承担。
来南城，是她自己的决定。
听说南方机会多，工资高。
她攒了半年路费，跟老乡一起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，来到了这座繁华而陌生的城市。
但来了才发现，机会是多，但竞争更激烈。
她初中没毕业，没学历，没技能，只能做最底层的工作。
快餐店服务员，服装店店员，超市收银员……她什么都做过，但工资都不高，还经常被克扣，被刁难。
直到进了丽梅集团。
虽然是行政助理，虽然是底层岗位，虽然工资也只有三千五，但至少是正规公司，有五险一金，有稳定的工作时间，有……一点渺茫的希望。
但家里的索取，从未停止。
反而因为她进了“大公司”，变得更理所当然，更频繁，更沉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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