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老头蹲在收购站门槛上,烟锅里的旱烟一明一灭。
“姓周的开价三千五,盘店。”他吐出一口烟,“今天来的,穿浅灰西装,手腕上戴上海牌全钢,跟那天的周明远一个路数。”
我把两大包货往地上一放,塑料布摩擦发出窸窣的响动。
“你怎么说?”
“我说考虑。”李老头磕了磕烟灰,“三千五不少了,比市价高出一截。
但这钱烫手——接了,我就是给郑东海喂绳子的人。”
我懂他的意思。
郑东海不是在做生意,是在收编。
先收了最大的收购站,再逐个收拾散户,最后江城的废铜市场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
到时候李老头脖子上套的就不是绳子,是绞索。
“你的打算?”
“关。”李老头把烟锅在门槛上敲了三下,“我先歇一阵。
他郑东海手再长,总不能攥着空气做生意。
等这阵风过去了,我照样开门。”
我掏出口袋里的钱,数了三百块给他。
这是欠他的分成,三七开,一笔笔算清楚。
“你去做你的小买卖。”李老头接过钱,没数,直接塞进棉袄内袋,“铜的事,先放下。”
我把那杆杆秤还给他。
他接过秤,枯瘦的手指摩挲着秤杆上的铜星。
“秤我给你留着。”他说,“你什么时候想回来,随时。”
红旗乡镇集市逢三六九开。
我背着两大包货,天不亮就占了一块地方——供销社旧址门口的石阶下,避风,太阳出来还能晒着。
塑料布往地上一铺,把货一样样摆出来。
发卡、头绳、小镜子、木梳、玻璃丝编的手链。
这些都是从市区小商品市场进的货,价格没谈好,进贵了。
我捏着一个发卡算了算:进价三毛五,卖两毛一个还亏本。
但不能砸手里,亏本也得先回点血。
头绳三毛一把,小镜子五毛一个。
我把价钱用硬纸板写了,压在砖头下面。
集上人多起来,农妇和姑娘们挨着摊子看。
有人蹲下来挑头绳,拿在手里搓两下,又放下走了。
我的价不算贵,但也不算便宜——进货渠道没找对,成本压不下来,想降价都没空间。
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,我卖了四把梳子、两面镜子。
勉强开张。
然后赵强来了。
他不是一个人来的,身后还跟着两个帮腔的,一人扛着一个纸箱,往我对面一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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