傍晚五点半，我蹬着自行车往父母家去。
永久牌，二兜往家走，里头装着两个青萝卜；巷口修鞋匠老李头收摊了，工具箱盖子上挂着一把没卖完的塑料凉鞋；马路牙子上几个半大小子蹲成一排，弹玻璃球，脆响一声接一声。
这条路前世我走过无数遍。
每一块裂缝我都记得。
2010冬天，我最后一次从这儿走，是去借钱还债，没人借给我。
那时候路灯是亮的，照着雪地发白。
父母家在老街最里头，三间青砖平房，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，这个时节开的是紫蓝色的。
我支好车，推木门进去，门轴吱呀一声。
院里飘来的味道让我愣了一下。
炖白菜。
猪油炝过锅，放大白菜、粉条、豆腐，咕嘟咕嘟在铝锅里煮着。
那股味道混着煤烟——院子角落里堆着蜂窝煤，旁边一只铁皮煤炉，上头坐着一把铝制烧水壶，壶嘴冒着白汽。
这个味道没有饭馆里那种油腻，是瘦的、素的，带着一点点白菜帮子被煮烂之后的甜。
母亲刘淑芬从灶房探出头，围裙上沾着水珠。
她看见是我，没问”你怎么来了”，也没问”最近怎么样”。
她只是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正好，盛饭。”然后转身进了灶房，铝锅盖被掀开的声音传出来。
父亲炜正坐在堂屋的藤椅上。
五十二岁，蓝色工装洗得发白，袖口磨出了毛边。
他面前一张矮凳，矮凳上摆着一只搪瓷缸子，“劳动最光荣”五个红字掉了漆。
他手里拿着一份《工人日报》，报纸举得不高，刚好挡住半张脸。
我没叫他。
他也没放下报纸。
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从报纸上方露出来，往我这边扫了一眼。
就一眼。
然后他翻了一页报纸，哗啦一声，继续看。
“哥！”炜婷从里屋出来，十六岁，高中生，校服领口系着红领巾——不是少先队员，是他们学校为了运动会发的，她当围巾系。
她手里攥着一本《高中数学竞赛题集》，书皮卷了边。
“你发什么愣啊，进来坐啊。”
我跟着进了屋。
“电视关小点。”母亲端着锅进来，铝锅边上的木头把手上缠着布条。
她一边走一边朝炜婷使眼色。
炜婷蹦起来，把电视机音量拧小。
14寸黑白电视正在播《渴望》，刘慧芳在屏幕上掉眼泪，雪花点一阵一阵的。
桌子是折叠的，四条腿有一条短，底下垫了块瓦片。
四副碗筷，白瓷的，边上描着蓝边，磕碰的地方用红漆描过，描得不太匀，有些地方漆顺着裂缝渗下去，成了一道道红线。
母亲给我盛了一碗白菜汤，粉条堆得冒尖，又夹了一块豆腐放进我碗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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