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那堆钱摊在桌上，数了三遍。
一百二。
十二张十块的，皱巴巴，边角卷着。
我把它们码成一小摞，用搪瓷杯底压平，又数一遍。
还是一百二。
电机厂那批货，三百斤，四块五一斤。
一千三百五十块。
差一千三。
屋子很小。
原先红星五金厂的单身宿舍，我现在已经辞职了，这屋子月底就得腾出来。
单人床，一张掉漆的木桌，桌上除了我的钱，只有一个搪瓷脸盆、半块肥皂。
墙上贴着去年的《工人日报》，标题已经泛黄，边角往下卷。
我拉开抽屉，里面有几本八十年代的旧杂志，一支没水的钢笔，一把生锈的电工刀。
把抽屉整个抽出来，倒过来抖了抖。
掉出来一枚五分硬币，和一张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记的电话号码——一个远房表叔，八辈子没联系过。
捏着那枚五分硬币，在桌上转了一圈。
借？
找谁借。
赵强？
我昨天才让他吃了闭门羹。
我爸？
估计要打断我的腿。
我把硬币按在桌上，停住。
不是没有办法。
还有一个选择——李老头。
但李老头不会借我钱，我跟他非亲非故，手里也没有东西能押。
我只能跟他谈一件事：合作。
我出眼力，他出本钱。
利润分成。
问题是，他凭什么相信我？
我把钱塞回裤兜，抓起外套，推门出去。
外头蝉叫得正凶，太阳西斜，空气里还有柏油路面被晒了一整天的味道。
收购站门口，李老头正蹲在门槛上扒饭。
青花大碗，里面是拌了猪油渣的米饭。
他吃得嗍嗍响，抬头看我一眼：“又来？”
“叔，跟你谈个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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